杨扬、刘颋、李林荣 | 关于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一）
《南方文坛》
2023年第1期
杨 扬 | 新世纪文学批评得失谈——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参评作品读后
刘 颋 |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述评
李林荣 | 鲁迅文学传统辉映下的短篇小说奖
新世纪文学批评得失谈
——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参评作品读后
文 | 杨 扬
因参加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的评选活动，较为系统地阅读了一百六十一部（篇）参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最近这四年间发表、出版的；加之评选期间十一位评委之间的意见交流和思想碰撞，触发了我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和评论的相关问题产生了一些感想和思考，行诸文字，与同仁们交流。
文学批评和评论在今天已经成为问题。何以文学批评和评论，在今天会成为一个问题？估计很多评论家在从事文学评论时，是不太会多留意这一问题的，但在集中阅读完参评作品之后，这个问题似乎会不断地浮现出来，原因在于很多属于学术研究的文章和论著大量涌入鲁迅文学奖的参评系列，文学批评、评论与学术研究是不是一回事？站在文学批评和评论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理论层面，大家都明白文学批评和评论需要学术学理的滋养，但两者之间毕竟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与新世纪之前的文学批评和评论相比，学术味儿在今天的文学批评和评论中较之以前是明显增强了。如果说“新时期”的文学批评是浮躁凌厉、拨乱反正和直抒胸臆，那么，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的历史洗礼，学术味儿弥漫到整个文学批评中来，到今天可以说随处可见、无处不在。不仅学院中的教授、博士生占据了文学批评作者队伍的绝对多数，而且很多学术研究课题直接参与到文学批评中来。一些原来作协系统的评论家，改变自己的评论风格，行文上也在向学术研究方向靠，以显得有点学术根基。尽管现状和批评的风气如此，但我以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应该明确文学批评、评论与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区别，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文学批评和评论比较多地着眼于文学的当下问题，对一些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当代文学批评和评论有时也会涉及，但着眼点还是当下的文学状况、文学面临的问题，并且是以评为主，与当下的文学创作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些评论借题发挥，借文学史上的相同和相似的问题来发挥批评家自己的看法，但着力点离不开当下的文学问题，而不是一头栽进历史问题研究中去。譬如，90年代王元化先生论样板戏的文章，他的着力点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些人为样板戏翻案，把样板戏的实践捧得非常高。王先生结合“文革”历史和京剧艺术特点，对京剧以及中国传统戏剧的改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王先生的这些评论不是单纯的京剧研究，而是当代文艺评论，是针对着当代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某种思潮、现象和倾向而发的。如果对照后来这些年舞台上出现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沙家浜》的粉墨登场，以及戏曲创作中大量以样板戏为蓝本的新编戏曲创作取向，再参考一下王元化先生90年代的一些批评意见，或许会感到他的某些意见具有超前的预感。这种预感，或许就是文艺批评的敏锐与洞见。还有像文学批评中有关人的问题的论述，这是自“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中最有力的理论建构和批评总结。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等曾经倡导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这一传统近百年来，始终影响着中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创作、评论，尤其是经历了“文革”的坎坷之后，“人的文学”在观念上受到普遍重视，“新时期”以“文学主体性”的理论面目，影响着创作和批评，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80年代中后期，文学批评有“向内转”的说法，主张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要从关注外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转向对人的心理、情感和语言结构、潜能的关注。文体实验是“新时期”文学由外向内转向的一种文学探索。在莫言、王安忆、韩少功、马原等一批作家作品中，这种转变非常明显。年轻的余华、苏童等南方作家的实验文学尝试，以新历史小说的虚构、想象手段，将人们的视野延展到民国、“文革”时期，形成了与以往现实主义审美传统并行的另一种文学叙事样式。这一时期一批“青年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和评论强势引领和助推这股实验文学的审美潮流，《上海文学》的理论栏目以及《读书》《当代文艺思潮》和《当代文艺探索》上的评论文章，给人以强烈的在场感。“青年批评家”以各自独特的批评语言，表达着自己对“新时期”文学实验的种种看法。作家与评论家之间不是谁听谁的关系，而是同步共建时代的文学场域。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上海文学》编辑部发起的杭州“西湖会议”，有很多评论家、作家自由讨论，发表自己的作品。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批评进入到了“后新时期”，体制在新的规范下重新发挥作用。作家不仅大量进入市场，也大量进入高校体制内；文学批评的发表被要求学术的规范化、格式化，甚至还出现了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和扩展版之类的等级阶梯。新世纪之后，评论文章很多都愿意挂上学术的徽标，一些评论文章的页下都注明某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等文字，这已成为中国新世纪文学批评最奇特的文体景观。如果说新世纪学术研究对于文学批评、评论是一种全面的进入状态，那么，进入之后的溢出效应或许就显得错综复杂、一言难尽。学术昌盛之下的文学批评自我意识的相对减弱，不能不让人关注到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异问题。这是新世纪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如果要问，此次鲁迅文学奖评论奖评选与以往有什么不同？或许作为学术研究课题的文学批评和评论的数量之多，是以往评奖中少有的。这些学术课题，放在学术研究的系列中，有些可能是不错的成果，但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和评论来说，未必是最突出的表现，因为文学批评不要求这么系统论述，将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事无巨细地述说一遍，这是书斋里学者做研究的典型做法。学术研究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全面占有，越丰富越好。所谓学问、学养，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知识渊博，史料丰富。但文学批评似乎对这种系统性、全面性、学术性的要求没有那么刚性，文学批评首先推崇的是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敏锐的感受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所谓灵魂在杰作中冒险，是对文学批评特征的一种简明概括。20世纪批评史上，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被誉为印象批评的杰出代表，凸显的是作者对文本的直观阅读感受和明晰的判断能力，批评家与作家作品之间，几乎是零距离接触，身处同一环境氛围，甚至有时面对的问题和对象是彼此熟悉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不仅触及作家的敏感神经，形成某种语言霸权；而同时，作家的批评反弹，也会促使文学评论家修整和调整自己的话语形态。像李健吾当年受到巴金、卞之琳的反批评之后，发表了《刘西渭先生的苦恼》，除为自己的批评辩解之外，此后改变了对曹禺、巴金作品的否定性批评，在评论文章中尽可能挖掘这些作家作品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后人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常常为李健吾的这种变化感到惋惜，但很少有人将李健吾的这种批评变化与批评家参与同时代的文学建构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文学批评受外界和时代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改变、调整，这是以往文学批评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在今天也依然如此。如果把最近这些年的批评和评论文章集中起来看，可以看到有的作家作品前些年评论不多，而最近一些年讨论多起来了。可能是一些评论家觉得以往的评论对这些作家的作品谈得不够到位、不够透彻，需要进一步阐释和发挥。这样的批评调整，也属批评常态，批评史上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流逝，前后有变，那都是有的。只是有的变化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的变化只是批评家个人意见，说说而已。除对既已成名的作家作品的评论之外，文学批评应该有所拓展，尤其是对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问题，提供前瞻性的看法，具备超前的观念和理论。但目前所能见到的批评文章，对于新的可能性的理论探讨似乎有所不足。一个阶段相对集中的文学批评的话题和问题意识，通常都能反映出一个阶段文学批评受时代因素影响的痕迹。文学批评的相对集中和聚焦，或许可以强化此前被淡化和忽略的文学问题，但也可能有负面的溢出效应。如讨论的话题太集中，论题雷同太多，变化太少，文学评论的活力不大。从文学批评的精神气象来看，也存在沿袭多、开拓少、缺少一种新鲜活泼的开拓精神的可能。这些负面消极的影响痕迹，在鲁迅文学奖评论奖参评作品中也不能完全避免。所以，文学批评尽管定义起来比较复杂，但实践中有些特征、特点和强制的规范还是有章可循，对文学批评和评论有约束力。文学批评和评论一旦偏离了这些基本特征、特点和规范，思考的重心转到了其他领域，包括学术研究领域，那就是走到另一条胡同里去了。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颁奖现场
在文学领域，人们熟悉“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提法，其实文学批评和评论也应如此。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批评和评论。那么，一时代之文学批评和评论是怎样的呢？对照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简言之，就是不同时代应有自己的批评建构。“五四”时期是“文学革命”、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50年代是“人民的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80年代是“新时期文学”、文学主体性和文体实验，90年代是“后新时期”。进入21世纪，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和评论是什么呢？从新世纪初《文艺争鸣》《天津师范大学学报》首开专栏讨论“新世纪文学”问题至今，好像还是很难产生一些提纲挈领的理论建构和核心概念。这倒不是失去了“总体性”建构之后，让今天的文学批评和评论变得无所适从，难以入手，而是各种大大小小的理论构想难以取得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审美实效。各种宏观的理论不少，自成系列的批评丛书和理论丛书也不缺乏，但真正有文学建树的文学批评、评论却很少。像“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确是影响到几代作家的创作。后来的“人民的文艺”也影响到像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王愿坚、杜鹏程等作家的创作。而新世纪以来的批评建构，看不到有类似的批评理论给作家创作提供观念上的帮助和影响。给人的印象是较多的文学批评、评论沿袭了既有的理论话语体系来评论当下的作家作品，而从当下的作家创作经验中提取新的经验，加以理论提炼的文学批评和评论很少。这种状况很容易让一些人误以为今天的文学批评偏重于理论思考，而对创作经验关注不够，其实问题在于当下文学批评自身的理论建构能力不足。一旦观念形态的东西在文学批评中建构不起来，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经验就难以聚沙成形，获得思想自觉。换句话说，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威如果没有建立起来，一个阶段的新的创作转化是不太可能自觉实现的。新的文学感受有时是被文学批评呼唤、催生出来的，这“呼唤”“催生”的含义，是指文学批评的某种思想自觉和建构的影响力度。“新时期”以来，不少作家的创作转变几乎是与文学批评同步展开，像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张炜、马原、余华、苏童等，他们创作的变迁，几乎都可以从同时代的文学批评中找到思想变迁的对应点和时空节奏，没有文学批评和评论的应时之变，单靠作家自发的创作掘进，“新时期”文学的探索轨迹或许就不会是今天这样了。像现代派的讨论与王蒙等意识流小说的实践，“文化寻根”倡导与阿城、韩少功、李杭育等寻根文学的践行，都是有着相互应和关系。尽管文学批评在公众视野中常常是隐匿的，被人忽略的，不像作家作品那样家喻户晓，但这只是文学分工上的差异而已。作家创作的变迁，其思想观念的自觉，都离不开文学批评的影响作用。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文学批评的时代建构。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像王蒙、冯骥才、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马原、余华等势头不减，笔耕不辍，但真正从文学探索的意义上看，这些写作到底提供了怎样的新范式，有怎样的文学价值，至少从文学批评和评论的角度看，一些评论的表述是不够清晰、不够准确的；还有一些完全离谱。个别评论认为新世纪以来，上述这些作家的一些小说创作超越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也有的评论认为21世纪以来上述作家中的一些人已经可以与世界文学史上的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并列。这种盲目比附、胡吹瞎捧的文字，除了扰乱视听，对作家创作并没有实际益处。对于更年轻的一批作家作品来说，与其说当下的文学批评对他们的创作和思想观念有影响，还不如说一些前辈作家作品对他们的影响更大更直接。最近十年间，年轻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互动并不少。各种笔会、新书发布会、研讨会以及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都不缺，但作家和评论家之间那种思想层面的激烈对撞，似乎少见。文学期刊上批评与创作、批评与批评之间相互撞击也少见。挂着课题标签的各种阐释性的批评和评论倒是很多，文章大都是根据某些理论和创作经验，批评家在其中发挥一点自己的感想做一点阐释。在鲁奖参评的评论作品中，也是阐释性的文章、论著居多，探讨当代文学可能性的理论作品少。宏观到“人民的文学”“网络文学”“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尽管视野宏阔，但都缺乏一种有力的思想观念上的理论廓清和建构。建造理论大厦的材料和式样都是大家不陌生的既有之物，只是新刷了一层油漆而已。所以，尽管有一些批评家意识到文学批评在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希望确立起新时代文学批评的新理论和新坐标，但与此前的“新时期”“后新时期”和“新世纪”批评概括相比，还是无法突出重围，形成有自己个性的批评话语系统。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获奖作品
或许有人会说，新世纪的文学批评还在路上，从文学批评的基本形态来说，还处在现代之后的一种后状态延续之中；后状态是比所谓的后现代更为宽泛和含混的文化状态，一些西方理论家将后现代文化状态形象地描绘成一切原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后状态之下的文学批评不同于此前所有文学批评经历的历史阶段和呈现的历史形态。此前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几个核心概念可以命名与对照，而当下的后状态是一种弥散性的呈现，无数的记忆碎片，星星点点，从过去走来，飘散在当下的文化时空中，与各种时代潮流碰撞、聚合，形成奇幻的时代文化景观和文化标记。以高科技与文学的碰撞为例，网络文学和网络评论，毫无疑问是21世纪最具标志性的文学产物。如果要问21世纪文化领域变化最快的是什么，绝大多数人一定会聚焦数字媒体和网络世界。但互联网只是运输工具而已，就像高速公路、高铁，只是高速运载工具，搭乘在上面的物品和人员很可能就是原来的物品和人员，但高科技与物流、人员的结合，形成了新世纪新的业态，构成了新的产能。互联网上不乏各种陈年旧事，单独看这些旧材料，可能以往报刊都能见到，但互联网上海量的旧材料同一时间一起呈现于阅读视野之时，那种阅读体验和海量信息的强大冲击力，或许可以构建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受，形成属于新世纪特有的历史观感。技术手段给人们提供了不同以往的文化视野和情绪体验，文学感官除了网络技术提供的刺激，沉浸式的文学体验方式，打开了文字阅读之外的听觉、视觉和触觉的多种感受，不断刷新新世纪人们对文学的感知和认知。同样的一部文学作品，人们可以从文字、影视、戏剧表演、朗诵和游戏等多方面来体验感受；对同一部作品的评价，也可以是成千上万的短语留言，构成了一个超越所有现代、前现代的多元的价值世界。与传统的阅读相比，网络空间的出现，开辟出人类文学想象和情感表达的新空间、新形态、新体验和新追求。文学批评和评论也应运而变，有了自己的话语对象和文体形式。数码技术之下的自媒体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直击和品评，常常燃起舆情之焰，构成一场又一场的网红盛宴，其声势之盛，是当今任何一种文学期刊都难以做到。对文学批评进入网络世界，有一些批评文章认为是评论家在刷存在感，但似乎没有人反问，一些评论家频频在文学期刊和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不也是在刷存在感吗？只不过在今天，纸质媒体与数字媒体相比，对社会的影响力后者明显要强势得多。纸质期刊在今天只是一小撮专业人士发表作品的小众世界，而数字媒体倒是全民参与的大众社会。面对这样的大众社会，文学批评为什么要舍大求小，放弃影响最大化的可能呢？在纸质媒体和数字媒体并存的文化格局之下，文学批评和评论的视野再也不可能聚焦于一种单一的空间，完全应该融入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空间。第八届鲁奖评论奖评选中，评论家们对变化了的新世界多多少少有着自己的敏感，不少评论涉及网络空间和互联网背景下的文学和批评，但对问题的把握上，比较多地偏重于文学史论述，而缺少文学批评的评的色彩。在一些论述新世纪文学新坐标的评论文章中，有不少创作领域的新人新作进入到评论家的视野之中，但这些评论的方式和关注方式，似乎还是互联网诞生之前的方式，难以看到互联网时代带给评论家观察文学和思考文学的新样式和新姿态。整个批评、评论与互联网时代的感受似乎有一种分离，日常阅读中，评论家已经完全离不开互联网了，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但一旦论述到具体问题时，似乎网络世界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又完全没有关联。网络是网络，文学是文学，评论是评论，各自分离，文学评论好像还停留在传统的作家作品论状态，只对作家作品发言，而对作品的构成、发布、传播和评论的方式，基本上没有结合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特点予以有意识地思考。对于这样弱化时代气息的评论，有时是需要从文学批评层面来提出问题，如果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缺乏了互联网等因素的参与，新世纪的文学批评与此前的批评在形态和生态上还有什么根本区别呢？在构建新世纪文学批评新坐标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到这些新因素和新关系呢？在日常阅读中，人们都认同互联网所构成的文化现实，文学的大环境变了，文学批评也需要随之改变自己。但在实际开展文学批评时，人们至多只是在材料搜集和数据统计层面，强调新世纪高科技带来的文化变化，而不是从文学观念的建构方面作出更多更有力的推进。所以，新世纪文学批评和评论在论述自身的建构时，技术论、方法论层面的论述比较多，而真正触及思想层面、价值层面的论述比较少，新技术革命在新世纪文学批评领域提供诸多材料和思想视野的同时，似乎还缺乏一个思想革命、价值变革的环节与之衔接。最近这两年间，《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曾发表过一些文章，从理论上讨论AI技术之于文学写作的影响问题。尽管有一些作者认为AI技术不可能替代文学写作，但其探讨的真正的问题不应只在于AI技术能不能替代作家创作的问题，而在于新技术之下，人类思想革命、价值变革还能不能有效推进的问题。有一些评论文章试图从近些年科幻小说的创作经验中寻找价值观念的突破，他们不再将科幻小说当作一种类型小说，而是作为当今高科技背景下的文学想象和存在方式的拓展来思考。这些批评与原来将科幻小说仅仅当作一种类型小说来评价的做法有所不同，当下的一些评论者希望在文学观念方面有新的建构和拓展，吸取科技新元素和科幻小说的奇妙想象，以此来构想文学评价的新坐标。在鲁奖参评的评论作品中，有一些评论科幻小说的文章，对问题有一定的敏感性，评论者从科幻小说中敏锐感受到当下世界激变的现实感和真实感，而不是把科幻小说中的书写当作虚构想象的存在。像《三体》《北京折叠》等科幻小说，其反映当下生活的真实状况，一点都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对当下生活的表现，只是《三体》《北京折叠》等作品选择了以科幻面目来表现这种现实感和真实感而已。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文学理论评论卷》，作家出版社，2022
在阅读第八届鲁奖评论奖参评作品时，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小说评论在数量上独占鳌头，包括最后获奖的成果，都是小说评论。小说评论在文学评论中一枝独秀，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闻，似乎早已如此。《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和各种文学评论期刊中，小说评论始终是数量最多，参与人数也最多，而诗歌、散文、戏剧和影视等种类的评论，始终是小众，可以说这是数十年来文学批评和评论的一种常态。尽管如此，面对这样无法改变的状况，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历来如此就对吗？人数众多，不排除人云亦云、随大流的随众可能；巨量评论，不排除规模效应，而非批评自身的力量显现。换句话说，小说评论就批评建构的质量而言，未必始终是一枝独秀，观念、见解也未必在所有阶段都胜于诗歌评论、散文评论、戏剧评论和影视评论。小说评论有时是评论沾了小说的光，而且是与小说作者的知名度、号召力有关。以莫言为例，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与之后，对他作品评论的状况全然不同。2012年莫言获奖之前，其小说并不畅销，甚至在国内一些大城市最大的书店，一周都卖不出一本；一些主要媒体的文学评论版面几乎难见对他小说的评论。但获奖之后，一夜之间人气飙升，各种期刊、报纸发表的各种评论，真的是成千上万。但这些海量评论放在文学批评的层面来看，有多少是有建构价值的呢？尽管评论文章汗牛充栋，但对文学批评和评论意义不大，甚至有时是负面的影响，让人们看到国内一些评论家的评论是多么的软弱和虚弱，几个外国评论家的投票，一夜间就可以改变那么多国内评论家的意见和看法。至于那些肉麻的捧场言辞，更是让人不知道文学批评的底线在哪里，文学常识的基础在哪里。所以，小说评论数量众多，但并不一定在批评建构方面都有所建树。如果真要对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文学批评和评论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除了对小说评论本身要有一个清醒客观的分析、评估，或许阅读接受的视野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小说评论这一单一的评论种类上，还应该关注同一时期其他文学种类的评论。以戏剧评论为例，第八届鲁奖评论奖中，只有一部戏剧批评论著参评。中国的戏剧种类繁多，对应每一种剧种的戏剧批评、评论，数量不少，然而这些剧评有理论有识见的凤毛麟角，尤其是专业的戏剧理论研究者的评论不多。20世纪戏剧评论领域，曾有过像李健吾、朱光潜这样的批评大家参与当时的戏剧评论，但今天，这样杰出的理论人才基本上成为中国戏剧批评的稀缺资源。另外，戏剧评论与小说评论也不完全一样，小说评论的对象主要是作家作品，有时甚至是单部作品，而戏剧评论不仅涉及剧本评论，还包括舞美设计、表导演和音乐等项。哪怕是对一部低成本的戏剧演出的评论，发表出来常常会影响到演出票房。如果剧评评得非常低，甚至完全否定，那会给投资方造成损失，剧团剧组的声誉也会受影响。当然，戏剧评论不一定都是有识见、符合创作演出实际的。那些毫无识见，甚至误导观剧的戏剧评论在当代中国也不是没有。如80年代对曹禺创作的话剧《原野》的评论，基本上就是一种误导，不仅剧作公演受到限制，而且也影响到对曹禺创作的评价，理所当然激起曹禺和剧组的抗议。但这种剧评有时在社会上会造成影响，压制了戏剧创作和演出的正常进行。正是因为戏剧评论涉及对象及造成的影响与小说评论不同，小说评论中否定性的批评并不少见，而当下所能见到的戏剧评论基本上是褒扬、肯定的多，批评、否定的少。或许文学批评能否建构起来不关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两方面都可以在理论上有所建构，只是肯定的对象要真正值得肯定，否定的对象也是应该否定的。与文学批评、评论这样的建构要求相比，当下的戏剧评论还是有较大距离。这首先是近十年来原创戏剧，尤其是话剧剧本创作的成绩难以与小说创作相比。小说家中不乏一些名家的新作力作问世，像上海的王安忆、金宇澄、孙甘露，北京的王蒙、梁晓声、余华、刘震云、格非、李洱等，都有新作力作问世，而话剧创作中，几乎见不到这种情形。原创剧本达不到较高艺术水准，单靠表导演演出造势，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艺术质量的确难有保证。另外，戏剧评论涉及演出投资和票房收入，评论者一旦考虑到这些因素，总是手下留情、有所包容，不太可能像小说评论那样放开手脚、大胆批评。至于当下的戏剧评论人员，专业的理论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低，大多数是剧作家和表导演在剧评。尽管有专家一再强调要加强戏剧批评的专业理论建设，但评论的基本状况难以改变，这也是数十年形成的习惯。同样是批评中的小众，诗歌评论或许更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期待。每届鲁奖的诗歌奖总会引发激烈的争议，撇开人事纠纷，单从评论的角度来看这种纷争，或许蕴含着诗学上的分野和碰撞，这与一些逢场作戏的评论相比，或许是一种比较贴近创作实际的当代批评建构。在此次鲁奖评论奖的参评作品中，诗论和诗评的艺术质量并不弱，最终没有获奖并不意味着这些诗评、诗论思想贫乏、缺乏识见，而是在美学观上，评委之间观点有分歧，这种分歧难免会影响到投票选择，造成一些诗论、诗评的投票分流，但这种落选从批评的探险和坚守批评的个性方面看，可能是一种很高的奖赏。文学评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获奖者万众瞩目，但评奖本身有软肋，文学奖最大的软肋就是评委一致赞同的对象，它往往是一个平均数，而不是最具思想锋芒的文学探险。是选取文学评论的稳妥性和方方面面的周全性，还是考虑评论的尖锐性和思想探险，有时是离不开时代环境的氛围。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氛围中，或许奖项会给予那些思想探险的前卫和批评探索的先锋；而在时局较为敏感的氛围里，或许奖项会选择给予那些观点较为稳妥的评论。从来都没有没有争议的文学评奖，评论奖也不例外。
新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与20世纪前二十年的文学气象相比，21世纪的文学批评建构显得有点沉闷。20世纪文学革命起于文学工具革命——白话的引入；21世纪文学革命的工具——网络技术早已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一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高科技通道，但与原先人们期待之中的无门槛写作、无限制发表的自由开放的文学创作、批评状态相比，互联网时代的文学革命似乎还没有绽放出最靓丽的光彩。中国是网民最多的国家，网络文学和网络批评也是世界数量第一，但从文学和评论的建构质量来考虑，似乎与20世纪初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成绩还不可同日而语。毕竟那个时代产生了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一大批卓著的文学人物，而今天这样的文学人物在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不知在何处孕育着。
（杨扬，上海戏剧学院）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述评
文 | 刘 颋
四年一次的评奖是对四年来文学创作的检阅和盘点。本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参评篇目二百八十三篇，数量较上届略有增加。都市、乡村，军旅、革命历史，青春成长、老年生活，重大主题、少数民族，科幻，传奇，等等，主题和题材丰富，对心灵世界的探秘与对叙事技艺的探索让本届参评作品有足够的亮点。
获奖的王松、艾伟、王凯、葛亮、索南才让，五位作家，四个代际，从50后到80后，比较形象地代表了当下中篇小说作者年龄分布。《红骆驼》致敬默默无闻核工业建设者，《过往》在细腻精巧的故事里呈现与过往和解宽恕的爱的力量和意义，《荒野步枪手》带来新鲜而独特的新时代军人面貌和精神气质，《飞发》以沪港理发流派的对抗交融交织出香港精神的新变与发展，《荒原上》展现草原青年积极、野性而元气淋漓的精神气质。五篇初选入围作品《八度屯》《寂静史》《骑白马者》《骨肉》《筑园》也颇有亮点，获奖及提名作品从年龄、题材、叙事风格的覆盖上，都比较好地反映出这几年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颁奖现场
当生活足够精彩的时候，小说阅读能够提供给人们的大约就是精神的驻留、心灵的回望了。正因为如此，无论什么主题、题材，唯有呈现出精神的底色或灵魂的温度的作品，才会赢得读者。国家建设中的重大主题或是城乡普通人群的命运沉浮，只有精准下沉到具体的人物形象上，才具有文学审美的价值和意义。本次参评作品中，重大主题作品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有不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在《红骆驼》这篇小说里，王松收起了他为人熟悉的风趣流畅的市井传奇书写，代之以内敛节制的叙述腔调，将笔力深入到小说人物的情感褶皱里，捕捉人物的内心微澜，刻画出小说人物的隐忍深情、牵挂以及种种的不得已等复杂情绪，在复杂的情绪中生动形象地展现出默默为我国核工业奉献和牺牲的无名英雄们，他们血肉之躯所具有的人之常情以及放下常情常理后的牺牲之壮大和沉重，唯其如此，他们一代一代人的奉献和牺牲才格外地动人。小说克制内敛的叙事与核工业建设者们无言的伟大气质吻合，作品中最强烈的情绪表达，不过是主人公放任自己的轮椅冲下斜坡，于小说表达和审美上无疑是高妙的。将笔触探进核工业工作者的生活、情感世界，成功刻画出沉默的奉献者的大爱和小情，是王松小说家的功力，也是文学处理重大题材、热点主题的一次成功实践。
2021年是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年，一个时期以来，围绕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主题创作的作品不在少数。关键依然是，能否从主题、题材入手并最终落到人的塑造上？无论何种重大题材或热门主题，都只是千千万万的人正在过的日子、正在经历的生活，选择何种主题，其实只是选择了这种生活的人成为书写对象而已。李约热的《八度屯》中，有点手忙脚乱又热情诚恳地希望能帮助村民的“李作家”，面对扶贫对象的需求时的笨拙和真诚，恰是千千万万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普通中国人的速写。他们没有金手指，只有一颗真诚的心和踏实的行动。刻画出热门主题下的鲜活个体，并赋予他们独特的个性和神采，也是文学创作面对重大题材、热门主题所应该具有的举重若轻的能力。
文化传承和保护一直以来都是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从最后一个的叹惋到文化的重新定位出发，作家在这个主题下的努力和探索始终清晰可见。本届参评作品中，潘灵《太平有象》、沈念《长鼓王》、胡性能《马陵道》等作品，笔力集中在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上，关于传统的故事多少都会有点地方传奇意味，小说人物在对传奇的探寻中，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它对当今人们生活的影响逐一展现出来。《太平有象》将地方风习、生态理念融合进当地的传奇故事里，厚重的历史叙事穿插在小象喂养细节里，以偷猎者救助小象的成长叙事，生动描绘了云南山乡在新时代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人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地方文化传统中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在新时代演变为具有现代精神的生态文明，这是小说对传承与发展这个主题的贡献和突破。
此外，本届参评作品诸如肖克凡《妈妈不告诉我》、陶纯《七姑八姨》、季宇《最后的电波》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以大历史下小人物的坚持、奉献和牺牲，以面目、性格和命运各不相通的微茫个体，勾画出了道路和历史的必然，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小说精选集，作家出版社2022年出版
主题或题材只是文学写作进入的一个入口，牵动人心的永远是在某种命运中生命的绽放、情感的流向。举重若轻，是阅读这些作品后的直观感受。重，当然是指题材、主题的重，于历史、文化，甚至是对于国家命运、社会变迁的重，是影响历史未来走向的重；轻，是小说叙事的轻盈，回到审美表达的流畅与纯粹。这种举重若轻的艺术趋向，可以说是小说叙事艺术在现实主义表达上的成功。
写什么已不再是今天小说创作的焦点话题，越来越多的作品显示出来的，是作家们对于怎么写的探索热情。全媒体时代，人们接触的日常生活足够精彩和丰富，小说叙事难以单纯靠故事的新奇感、新鲜感、传奇性博取关注，阅读生活、理解生活的能力和方式往往成为一部作品获得独特辨识度的重要因素。书写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朝向理想的姿态回应现实，这是本届参评作品呈现出的一种创作趋向。
《荒野步枪手》聚焦新时代部队训练生活，作家王凯在朱日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一同演习一同生活，足够多的细节丰满了小说对今天军营生活与训练的表现。一个性格鲜明的新时代军人，个性和技能同样突出，服从命令与个人脾气、艰苦荒野与现代科技，以及不经意间现代生活小习惯的铺展，生动刻写了新时代军人的气质。捕捉军营生活单调重复里不一样的细微变化，进而展现今天中国军人的精神和个性，尤其和平时期军营的紧张和力量，引而不发的常态下军人对胜利的渴望以及为了胜利的努力和付出，在诸如扎帐篷煮咖啡这样的小细节中得到非常生动的表现。
从农村到城市，小镇青年的奋斗，依然在小说叙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不过，比起在挣扎与困顿中的失败青年，本届参评作品中，那些书写认真生活、努力趋光的青年的作品，让人印象深刻。这样的年轻人不圆滑、不世故，他们带着莽撞的热情和笨拙的慌乱闯入生活，或者是纷乱驳杂的生活闯进了他们没有准备的生命。小说人物呈现出了年轻人该有的激烈、张扬与脆弱，同时又没有放弃对未来的期待。
《荒原上》是本届的一个惊喜。1985年出生的索南才让，作品获奖时还是一个纯正的牧民。几个牧民青年执行草原冬季灭鼠任务，在荒凉寒冷、生活条件有限的草原临时驻点里，青年的粗鲁、野性而充满活力的生命得到集中充分的展现，包括青春的悸动、爱情的萌芽，以及同龄人之间的比拼争斗，索南才让以他特有的充满颗粒感的小说语言，为我们呈现了野性而元气淋漓的草原青年形象，熟悉的独特生活细节和心理微澜更让这篇小说情绪饱满、真力弥漫。即使在属于青年的悲伤和死亡中，小说依然让人感受到年轻生命冲破生活阻碍的力量和希望。把希望还给生活，还给青年，给失败青年一个走出困局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这样的作品具有穿透平庸现实的力量以及希望。
《骨肉》是篇颇有点喧腾的小说，马小淘机智幽默的“淘式”语言给作品加成不少。没有血缘的父女在对立、不情不愿的尴尬中相伴成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重要的人。这个过程中，理解、包容和爱，这些让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品质逐渐浸润出光泽，小说也成功地赋予了骨肉以更宽广的内涵。在这个评奖周期里，70后、80后作家已经进入了创作旺盛期，成为小说写作的主力军，正如马小淘在她近期创作中表现出的面对生活与现实的姿态，不少作家在阅读生活和表现生活上，调整了他们的写作姿态，当他们以更为平和、朴素的态度处理生活的时候，小说在处理生活、与生活对话的深广度和方向上，有了更多值得品读和回味的空间。
王威廉《你的目光》里，有着成为眼镜设计师梦想的客家青年和疍家后代，互相扶持渡过生命中的难关，成就彼此的梦想。每一款眼镜的设计同时也是对一段生活的注释，是一种情绪的记录，是年轻人写给生活和未来的诗，阿良那句“城市需要一副眼镜，才能看清未来”，应该也是王威廉写给未来的诗。在生活的坎坷与磨难中始终不放弃看清未来的方向，目光才有超越局限、超越现实的意义。周嘉宁《浪的景观》、海勒根那《巴桑的大海》、刘汀《何秀竹的生活战斗》、孙睿《背光而生》等作品中，小镇或城市青年们的生活依然一地鸡毛，但他们在一地鸡毛的缝隙里，表露出了眺望远方景观的愿望和拥抱远方的姿态。正是这一缕从缝隙里透出的光，让他们的作品有了不一样的动人质地。
▲《小说选刊》转载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短篇获奖作品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退休或退而不休的老年生活，拥有丰富的文学表达的空间。本届参评作品中几篇关注老年生活的小说给人留下了较深印象。范稳《橡皮擦》里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公安错乱的记忆，无形中成了缓解不同阶层的人在非常状态下冲突与和解的有效入口，文珍《有时雨水落在广场》写出了广场舞作为一种老年人社交方式的隐秘和精彩，王棵《明亮的余生》《从同志到先生》中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军人，凭着一颗执着的军人魂谋划着继续发光发热，杨遥《父亲和我的时代》里的父亲，更是触网开起了微店，现实生活在这些作品里不仅表现为夕阳红，还是生命步入后段后的另一种演绎，它同样精彩而丰富，同样期待情感的注入和精神的支撑，它与青年的张扬与热烈，一起构成了文学表达生活、描述生命的完整性。
说到底，小说是对精神底色和灵魂归属的表现，塑造那些在日常生活里左冲右突的人，构造他们与生活社会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关系，在他们求解混乱生活的答案时，小说的力量开始渗入阅读者的精神，并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在二百多篇参评作品中突出重围的作品，大抵都有这样的特点。正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在一个生命个体的一段生活一段故事里，力求抵达意义、抵达生命的未来，这也是今天的小说阅读依然动人的所在。
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小说也是表达的艺术。一段生活是否有价值，一个人物是否打动人，讲一个故事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故事如何讲。视角、结构、语言，这些小说叙事艺术的基本元素的不同组合，就有了小说艺术万花筒般的精彩和变化。在同质化的生活中如何讲出不同的故事，让自己的叙事具有独特性和辨识度，是考较小说家写作能力和技艺的重要一环。故事、生活不再新鲜的时候，小说如何具有新鲜的质地？本届参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作家们在这个向度上的努力。
首先要说说艾伟的《过往》。小说在对复杂情感的刻画中成功完成了对人的复杂性的表达。亲情血缘羁绊之下发生的遗弃、背叛与怨恨种种，最终在时间和血缘的调和中化成了宽恕与谅解。无论夫妻、母子、兄弟、兄妹或者竞争对手，处理好与过往生活的关系，直面生活的难堪甚至丑陋，与生活、与自己达成和解，才有可能放下所有过往的沉重，获得生命和情感的新生。情节和故事并不新鲜，值得称道的是艾伟讲故事的功力和结构小说的能力。从小说开篇饥饿的灵魂的隐喻，到结尾终被打捞上来的自行车，对于欲望与控制、冲动与和解、生命与情感等内核的挖掘是节制而沉稳的。语言简约有力，结构圆融讲究，作为小说家的艾伟在这篇作品里展现了他的自信，也表达了他对小说叙事的尊重、对小说阅读的尊重。
《飞发》的获奖创造了鲁迅文学奖的历史，葛亮作为第一个获奖的香港作家备受关注。但更值得称道的，是他这篇小说创作上的用心和结构上的成熟，以及主旨表达上的水到渠成。父子两代人对于沪港理发不同流派风格的选择和坚持中穿插着关于理发的日常生活史的钩沉，两种叙事形成互文，在情感和逻辑上互相支撑，由此构造出香港生活史和精神史的变迁。飞发就是理发，而修剪头发就是在裁剪思想和生活，葛亮将他对隐藏在日常生活下的精神和思想的观察融进了人物的每一个细节中，活色生香火花四溅的日子里，是一代代香港人的坚持、选择和变化。这样一部视野开阔、情感真切的小说，无疑也是在为香港的文化变迁、精神发展立传。
▲第八届鲁奖中篇小说部分参评作品
在持续观察孙频的创作后会发现，孙频已经开始形成她自己的小说宇宙，《以鸟兽之名》《我们骑鲸而去》《天物墟》《骑白马者》，她的作品专注于探索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重新寻找人在社会与自然中的定位。《骑白马者》在对于“故”事的探幽中，触及了人的理想、欲望、热爱以及选择等众多主题，更为难得的是孙频叙事语言的质地，有种清冷的悲悯与温柔，题材、主题、故事、人物、语言、生活、情绪等元素，在她的小说里很好地组成了一个整体。尽管是在她自己营造的小说宇宙里，但孙频并不张扬，她沉静而内敛，小说的复杂意绪和况味却像山涧清风，已丝丝入肺入心。和孙频一样，罗伟章也以他独特的小说气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寂静史》是罗伟章“尘世三部曲”之一，林安平是个被排挤出世俗轨道的非常态形象，却很难再给她加上某种属性的形容词，罗伟章有意在世俗逻辑断裂的缝隙里，重构一种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值得称道的是罗伟章在这样的写作中表现出来的可贵气质，那就是对乡土自然一切存在和习惯的尊重，对隐藏在寂静里的力量的尊重，他是智慧的，他也是悲悯的。他的叙事带有一定的传奇性，但他从不猎奇。这也正是他的小说追求，重要的是写生活，而不仅仅写生活故事，他想呈现的，永远是非常态下的常态。上面谈到的这些作家，在叙事艺术精进上表现出非常的执着，这种孜孜以求助力他们的叙事艺术水准不断提升。计文君《筑园》、阿乙《骗子来到南方》、东君《卡夫卡家的访客》、李宏伟《月球隐士》等作品中，对于小说叙事艺术的追求带给他们的小说不同程度的精彩。
无法否认阅读一篇技艺精湛的小说时的愉悦，这种愉悦甚至和故事无关。圆融的叙事，精巧的结构，跳脱常规后的重构，这些小说会让人想起，小说的读写是一种充满未知的智性活动，是一件挑战想象力的事情。事实上，小说艺术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感受，当我们放大小说的某一种艺术手法时，恰恰也是小说不圆满的时候。小说叙事的饱满、成熟永远是一个整体，很幸运读到了这些代表着小说家智慧和能力的优秀作品。
对青年作家的期待暗含着对文学未来的期待。何平在《青年的思想、行动和写作》一文里整理了一份名单，从那份名单看，很多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成名作发表年龄一般都在二十至四十这个区间，因而每次评奖对年轻作家的高关注度也就是理所当然了。本届参评作品中，一批四十岁以下作家的作品，已经具有了不俗的竞争力，获奖的索南才让算是青年作家的代表，另一些作品虽然未能走到最后，但青年作家在创作中展现出来的才华和个性，仍然值得关注。
说到青年作家的期待，首先应该是他们的破坏性。对小说规则的突破，对约定俗成的冒犯，换言之，也就是期待看到他们给文学、给小说创作带来什么新质。这种新质不一定是全新的创造，也可以是对已有规则的打破和重组。或者，小说的技艺传承里，他们拿什么来和他们的前辈们过招；他们同代人的碰撞里，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精彩。
本届参评作品中，李司平《猪嗷嗷叫》是一个很有辨识度的文本。同样是脱贫攻坚，这篇小说抓住扶贫工作中最尴尬的几个瞬间，那头属于扶贫物资的种猪跑了，扶贫对象发顺的媳妇也不见了，驻村干部居然找了头替代猪应付检查结果还是败露了。小说从扶贫工作中最不堪处下笔，从最具戏剧性的场景开篇，一点一点地将叙事拉回到正轨，随着小说叙事的推进，这些戏剧性的问题被一个个解决，驻村扶贫工作中珍贵的情感流动在小说结束后依然余韵悠长。故事并不算新，结构也不算新鲜，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李司平在小说叙事中的松弛，以及驾驭社会热点题材时的自信。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中短篇小说卷》，作家出版社，2022
王占黑《韦驮天》，王苏辛《东国境线》也各有特点。《韦驮天》通过快递员韦明把不同城市、不同阶层人的生活串在一起，有疫情下小人物的挣扎与苟且，有创业者的梦想和失败，王占黑以粗粝质感和斑驳色调，将阶层固化、底层悲哀、小人物心酸、公益群体的无奈以及全民战疫的坚韧，甚至更为恒久的精神乡愁等内容，叠加在这篇小说中。该小说被认为是王占黑的转型之作，但我更愿意理解为这是作家试着理解现实这个巨大存在，并努力想要解读它的开始。王苏辛《东国境线》里，一个现实中还算成功的老师失踪了，另一个妻子也失踪的人来调查老师失踪事件，由此展开的，是藏在人心深处的眺望远方的渴望。王苏辛在小说里试图处理的，是生活现实的要求与不安于现状的内心冲动之间的错位。此外，王好猎《午夜的泉水与大象》试图在北京市井烟火里重新定义个人与家族的关系，陈春成《音乐家》在略带荒诞的故事里探问的是有关生命的自由与热爱等问题，丁颜写作《有粮之家》为体会饥饿曾把自己饿得没法下楼梯，通过一个粮号在乱世的遭遇，刻画了人对粮食的情感，以及人性在生死边缘的坚守……这些90后年轻作家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直面现实、阅读生活、解读世界的叙事野心。尽管他们的作品里还有着各种叙事上的生涩或不足，但他们触及现实生活的努力和展现出来的能力，本身就是小说的未来和希望。
文学评奖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四年一次的中篇小说奖，固然首先是褒奖优秀，但同样重要的还是通过评奖发现问题和不足。中篇小说在体量上不比长篇，但它依然可以容纳相对完整的情节和人物，以及相对层次丰富的复杂性。可以说，中篇小说与长篇一样，都是结构的艺术，都包含着整体性的要求，都是人与世间万事万物的联系的表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重读这段并非老生常谈的话，不少人已经忘记或忽略的关于人的内涵的表述，也许可以以此检视一下为什么有些中篇小说难以如人意，结构简单，内容单薄，思想苍白，精神疲弱……这些负面评价并不是随意罗列，而是评审过程中不少作品阅读后的直观感受。不说小说的那口气塌不塌的问题，篇幅越来越长，内容和深度却越来越贫乏。缺乏对小说结构、人物关系的用心考较，首先带来的影响，是小说叙事中生活、情感等逻辑的断裂，表现在文本上，是叙事的碎片化，生活细节、人物行为不合常理常情，生活的深描变成生活故事的演绎，由此带来思想的缺席、精神的疲软。人简单化为故事的推动者和讲述者，生活被简单化为故事，也就是常说的小说段子化。受此影响，小说的结构和语言因为无须更为复杂厚重的表达而流于简单化。这同样也影响到小说在把握农村和城市当下生活上的不足，缺乏捕捉生活新质和新变的能力。农村题材，除了驻村扶贫这类主题，难见别的农村生活；城市生活，当下正在改变、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甚至未来观的急剧变化和发展也难以见到，这些都值得有志于小说写作者警惕和自省。
（刘颋，《文艺报》）
鲁迅文学传统辉映下的短篇小说奖
文 | 李林荣
参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包括二百四十余位作者在2018年到2021年间发表或出版的二百七十六个独立单篇和十本结集成册的小小说。论数量，这只占全国短篇小说新作四年总产出的一小部分。但中国作协团体会员单位或各地报刊社、出版社及网站先期征集和审慎推荐，让这一小部分作品很自然地带上了几许以点映面的全局代表性。
尤其在评奖机制的导向意义日益显著、获奖效应的激励作用持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奖项和区域性重要文学奖项的评选，越来越普遍地成为作家和文学出版机构倾心竭力、常年备战的季候性运动会和节令化锦标赛。由此，就像茅盾文学奖之于长篇小说，骏马奖之于民族文学，四年一度的鲁迅文学奖在其涵盖的七个门类里，也日益突出地显现着对各地作家新写的各体得意之作进行定期集结和品第擢优的功能。
自1997年鲁迅文学奖设立之初，短篇小说就属其中受社会关注程度相对较高的一个门类。溯其近因，当与新时期十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改革开放的潮起浪涌而兴且频频引发轰动效应的一段历史有关。察其深层来由，则正与奖项援以为名的鲁迅先生久享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特别是现代短篇小说之父尊誉的广泛社会认知相契。在鲁迅毕生的著译劳作业绩中，短篇小说确是他着力最久、寄意最重、收成也最为丰沛和耀眼的体裁。鲁迅之为鲁迅，在文坛成名于短篇小说，在学界又立足于小说史研究，在译介外国文学、扶助文学青年成长和促进以文学改造国民精神方面，更是始终深耕厚植于短篇小说。
明乎此，也就难怪历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公布后，舆论反应的焦点和热点，每每会落到追问各个获奖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和哪些方面是相似或相通于鲁迅作品的问题上，并且鲁迅脍炙人口的经典名作最为集中的短篇小说领域的获奖文本，面对的追问又总是最细致最挑剔的。这显见出当代的小说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创作，至少在文学接受的视野里，迄今依然处于鲁迅小说所开辟的文学空间，并且依然处于以鲁迅小说为基本参照的文体观念和文学价值体系的衡量之下。但凡知道鲁迅先生文学创作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就扎在短篇小说地界的人，都不愿意看到获得以鲁迅为名的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却跟鲁迅本人的短篇小说既不形似也不神似。
于是，在短篇小说这里，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和获奖无可推卸地扛起了为读者大众确认和见证鲁迅文学传统还活跃在当下的责任。但辨识鲁迅传统在当下文坛和当下新出文本中的存在，却决不能单单依靠文本表面形态的比较，更不能把早已凝固于某一特定生成语境的有关鲁迅作品思想内容的阐释结论，当作不移的准星或铁打的标尺来用。传统之于时代，其价值之实现，其活力之迸发，都需基于肌体的完整和脉络的畅通，而不是刻板僵滞的教条复制。
那么，鲁迅文学传统在小说创作这一侧面的具体表现和真切内涵到底是怎样的？以鲁迅文学奖征集参评作品的篇幅规格限度（短篇与中篇分界于二万五千字）看，鲁迅所有的小说都是短篇小说。不过，就像沈雁冰评《呐喊》所说，鲁迅的小说显示着“一篇有一篇新形式”的开路先锋的气派。关于自己写小说的意图和态度，除了1922年底在《〈呐喊〉自序》里所作的“铁屋中的呐喊”这一隐喻式的说明，鲁迅更全面更直接的两次表述，都留在了《呐喊》问世十年之际，文坛和整个社会还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的1933年3月：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
这是鲁迅的一段名言，重申了他写《呐喊》时期所持的为人生并且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以及为此而刻意采用从病态社会中的不幸者那里选材，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立为目标的创作方法。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
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
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②
这段话不属于广为人知的鲁迅语录，虽与前引一文写于同一个月，相隔不过十几天，但对同一话题，流露的意思变得复杂了许多。创作取材中增列了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并列且前置的“上流社会的堕落”，创作形式确切明示为短篇小说。而对于自己开始写短篇小说时，之所以选择了揭出上层堕落和下层病苦进而提出问题的做法，也做了细致的解释：其内因在于反拨和绘画一样总在美化下层社会的本国小说传统，其外援则是域外小说中致力于呼号和战斗的一支，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部分小说。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更要紧的是鲁迅还表示，面对写下这些话时人民更加困苦、文坛又兴起崭新文学潮流的社会现状，他的思想认识已不同于从前，一方面，不愿再写过去那样的短篇小说了，另一方面，照新的想法去写暂时又做不到，所以觉得自己正如邯郸学步的寓言所讽喻的那样，新的步法没学好，旧的路数已忘却，所以只能要么停步不前，干脆不再写小说，要么索性不新不旧地爬行。
碍于文网密布的特殊语境，鲁迅只能点到为止的“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新的文学的潮流”“写新的不能”这几处字眼，以及“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这句话，指向的都是他参与发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所谓“爬回去”和“爬着”，其实就在预示随后两年鲁迅调动起迥异于前的姿态和风格，通过五个联翩出手却又各个不同的奇异文本——《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和《起死》，奋力重启了自己的小说创作。
这也正是此前一年，鲁迅在答复沙汀、艾芜两位青年作家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里，所肯定和推荐的做法：面对大时代潮流，纵使自己一时未能置身时代前沿，无法真切写出时代主角和时代主潮，也不妨暂且写写圈外的更为自己所熟悉的题材：或对准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群体或阶层，做不留情面、不加伪饰的深描细画；或去追踪自己亲见亲闻的社会各阶层的际遇变迁，为时代推移留下忠实记录。这“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当然，也须警惕这种“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暂不得已之法的局限，因为“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③。而对于坚持“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的青年作者来说，只要努力做到“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鲁迅相信“到一个时候”，他们就必将会产生“觉得写完”似的克服自我和超越自我的意识，并且“看见新路的”。当这一转机尚未来临，则“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
温故而知新，回望文学史风景中的鲁迅小说经典和鲁迅小说观念，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仅仅作为短篇小说作者的鲁迅，还是更全面地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在他持续了短短十八年的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发展而奋斗的人生行程上，远没有止步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这种单一的姿态和单一的境界。迎着时代洪流向前不断进击、不断探索，同时又越来越清醒深刻地认识自己和确证自己力所能及的使命担当，这才是鲁迅文学和思想完整而本真的脉络。毫无疑问，如今，我们寻求鲁迅文学传统的承传经纬，也应该着眼至此。
经五轮评议与票决，最终均以全票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五篇短篇小说，依作者姓氏笔画数为序，分别是刘建东发表在《十月》2021年单月号第6期的《无法完成的画像》、张者发表在《收获》2021年第3期的《山前该有一棵树》、钟求是发表在《收获》2021年第5期的《地上的天空》、董夏青青发表在《人民文学》2019年第8期的《在阿吾斯奇》、蔡东发表在《青年文学》2021年第12期的《月光下》。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颁奖现场
这五篇获奖作品共同的亮点，是在选材和写法上，都表现了稳步走出近年短篇小说创作的舒适区或安逸区的勇气和巧思。借用鲁迅先生对青年作家的中肯告诫，这五篇小说都是从作者惯熟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情境中取材的“能写什么，就写什么”的素朴之作，不趋时，也不硬造，但在选材的精细和立意的深广方面，却颇见个性光彩，远远地跳过了将司空见惯的一点无聊琐屑兑水稀释、敷衍成篇的误区和陷阱。
《无法完成的画像》所依托的自少时起就常常参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经历，《山前该有一棵树》所唤起的兵团二代在人烟寂寥、草木荒疏的南疆矿区坚韧成长的体验，《地上的天空》所渲染的江南城镇氤氲温润、细腻婉约的世情氛围，《在阿吾斯奇》所讲述的西北戍边部队官兵流年似水的日常奉献，《月光下》所描摹的交叠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家族亲缘和变迁的女性成长轨迹，对各位作者来说，都属于他们生活阅历中久有积淀的熟题熟料。
正像一些酷评所指，《无法完成的画像》和《地上的天空》的素材，很容易被处理成电视短剧式的煽情故事：而《山前该有一棵树》的内容，稍不留神就会写成一篇中心思想外挂的命题作文；《在阿吾斯奇》和《月光下》近旁的坑儿，则是给“岁月静好只因有人负重前行”式的鸡汤体箴言画蛇添足、强作图解。一言蔽之，凡熟题熟料，皆有艺术表现形式的定势俗套尾随其后或覆盖其上，甚至渗透其中。欲从熟题熟料中生成好作品，必得先摆脱素材本身所带的惯性和惰性，克服顺坡下驴、哪儿方便往哪儿去的舒适取向，把从熟题熟料中提炼新感觉、营造新形式的压力和困难担上肩。
对虚构性的创作，选用熟题熟料做素材，好处在于可以增强真实感和代入感，但同时也就会有削弱新奇感、钝化冲击力的坏处。所谓好作品的好，从带给读者的真实感和新奇感的角度看，总是像浮标似的，显现为一个在真实感和新奇感两端之间忽左忽右地取着动态平衡的黄金分割点，既不是在满铺满盖的生活实感里彻底没顶或严丝合缝的那种真，也不是完全悖逆于常人常事或脱节于常情常理的光怪陆离、荒诞不经到极点的那种新。换用概念化的表述，也就是文学虚构之美在于经验和想象、记忆和预感、现实和超现实两重要素和两方面能力合为事且合于时的恰当协调。归结到读者这里，如此一种文学虚构之美，自当有助于他们从对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中转而面对眼前的现实世界时，能够焕发出更深切有力的知情意能量。
熟题熟料可能是资源尚未枯竭的矿坑，也可能是兜头盖顶的网罗、裹腿缠足的泥沼，关键取决于把握素材的取向是跨步前行还是蹈袭旧轨。解决了起步取向的问题，紧接着的筛选、优化创作构思，凭借个性化的艺术禀赋和叙事技能，斟词酌句，敷设成篇，使文本臻于形神兼备、体貌具足，这些创作过程中的务实环节，才有可能落在殊胜不俗的层次。
类似这样从熟题熟料的土壤中挣扎着生长起新的文学苗木的过程，正是在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里早已上演过的新小说从旧小说遍地的社会背景中破土而出的历史一幕。依照鲁迅的现场观感和切身体会，现代白话形式的新小说，并不只是新在它的语言形式上，它最为根本的新是以现代白话的形式径直嫁接欧美近现代小说的枝干，从而借势发力，一举打破了“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④的脸谱式的人物格局，摆脱了拿着以上各路角色编排些专供休闲消遣的滥俗故事的情调。代之而起的是新文坛新小说的新气象：“‘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因为他们是首先觉到了在‘欧风美雨’中的飘摇的。”再往后，到1930年代，在现代白话小说里登场的角色，扩展到工人、农民等更多社会阶层，因为这时“大家都已感到飘摇”。这样的小说尽管“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
斗转星移，时风流习既进且退，新旧百年前新小说兴起之初即已显现的文体迭代机理和文学史演进规律，至今并未失效。在全新的时代条件下，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整个小说文体应时而变的动力和与时俱进的方向，仍然会经由看似仅仅是形式要素、实则牵动着小说文体的命脉和灵魂的登场人物的设定或转换，生动地显现于外。这也正是近年小说评论界不期而然地流行起来的高频热词“新人”所折射和牵连的一层文体社会学背景。
但张口闭口谈“新人”和念兹在兹论“新人”，并不等于真正注意到了“新人”之所在。因为，带着看待旧小说那样的只盯着故事而无视叙事的老眼光和旧趣味，来评断现代小说的做派，还远未绝迹。一些贸然吹求《无法完成的画像》《山前该有一棵树》《地上的天空》《在阿吾斯奇》《月光下》这五篇获奖作品的论者，对这五篇小说的种种判断，实质上建立在了对文本进行扒掉小说外衣、拆卸叙事骨架、只留故事内核的脱壳处理的基础上。照这种买椟还珠或吃西瓜吃瓤不吃皮似的习惯，鲁迅从回望历史的视点所见的“五四”以后的短篇小说让“新的智识者登了场”的划时代特质，就只能被理解成故事情境内部的人物角色之变，而不是实际发生的由叙述者和叙述方式的变化带动形成的包括故事角色在内的整个文本形态的变化。
荣膺本届鲁奖这五个短篇小说，如果也只被当成故事看待，那么它们不约而同地致力于为老题材引入全新的叙述者、叙述方式以及叙述情境这点最可贵的努力，就会湮没不彰。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小说精选集，作家出版社2022年出版
——《无法完成的画像》在沉静恬淡的话语流中，以旁观视角下的侧面讲述，展开英烈献身的红色历史叙事。幽静小城里，一幅青年失踪女子的画像，在同样年轻的一位沉稳持重的画师笔下，历经周折、艰难成形，却又被画师暗自焚毁的过程，映衬出前线奋勇牺牲和后方地下斗争不同历史场景下，爱情、战友情和革命同志情的深切交融与非凡升华。全文从限知视点出发的绵密描述、精细刻画和质朴阐述，既赋予抗日救亡和解放战争时期普通民众以生动鲜活的心理写照，更凸显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而义无反顾慷慨赴死的崇高情操。其幽微剔透的构思旨趣、严正悲怆的思想基调、庄严隐忍的美学意味，承续、充实和发展了鲁迅名篇《药》所奠定的革命叙事的宝贵传统。
——《在阿吾斯奇》以明快洗练而又不乏传神细节的小写意笔致，对新时代戍边部队基层官兵忘我奉献的日常战斗生活，进行了氛围真切、如临其境的浸润式描述。西北边陲阿吾斯奇的军营里，为四十多年前因公牺牲的烈士捡拾骸骨的烈士的弟弟，从南疆部队到此为因公负伤的弟弟收拾行李的殷营长，两位边防战士的亲人不期而遇，却又心有戚戚。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时代，同怀一颗无怨无悔的炽热报国心和一片千里共婵娟的质朴手足情。主副双线和显隐两层叙事的相互推动，内聚焦的忆旧述往与客观外化的近景铺陈的穿插迭现，表现出为丰富军事题材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技法而积极探索的锐气与胆识。
——《地上的天空》为叙述者设定的身份虽是男主人公朱一围的朋友，但在这位叙述者引导的叙事情境中，贯穿始终的却是他跟对他来说本该很陌生的女主角“衣艺者”陈宛的来往和交谈。这种不合生活情理却又为作品中的故事情理所必需的安排，正与《祝福》《伤逝》等鲁迅小说所运用的叙事策略暗合。男主角在叙述开端处即已病故的细节设定，含有否定其精神出轨的意味，虽略显残酷，却为他终未逾矩的婚外情存留了几分美感。而披露这段隐情的话语权以及具体措辞的分寸感和腔调、节奏的拿捏，所有这些都由“我”让渡给了女主角。从“我”居间转述的角度延展开的冷静节制而又容让包含的语态，因之有了足够合理的支撑点。而二十万元的资金短缺曾蒙男主角救急援助，男主角身故之后女主即已有能力偿还，女主所述的这一单方信源的故事前情，又近乎女主角为男主角特设的一个表情达意机会。如此一来，女性角色和出自女性角色的叙述声音，也就从婚外情题材小说的滥俗套路中常被派定的那种祸水诱魅的地位，获得了决然突围而去或淡然超逸而上的可能。片面的女权主义者，或许会抱怨这样的人物关系和叙事架构压制了女性大胆释放感情和拥有爱的权利。但为故事中承担全部核心情节的演绎甚至虚构之责的女主角匹配了这种有所节制和有所转圜的言行情思，恰好表明《地上的天空》整个作品并不是意在刻板地出示一个名义上极新或极旧的静止固定的道德铭牌，而是力图呈现社会动态关系中的情爱伦理，并从中揭示：即使远非完美的凡常人性，也可以在瑕疵生处不失其美地显露出自守其道和自解其忧的一分优雅。
——《山前该有一棵树》以拙朴的平铺直叙，对教语文而又和胡杨树同“姓”的胡老师殉职于讲台的场景及之前之后情形所做的追忆，置于作者本人其他作品或同辈作者的类似题材作品中，都明显带点反向或降维的陌生化况味。其艺术效果恰似水落而石出、潮退而泥沙现，可敬的胡老师和通篇以复数第一人称“我们”出现的追忆胡老师事迹的叙述者，作为小说中同等重要的两类人物形象，如影随形地相伴着在细节表象上渐趋于丰满充实，又水涨船高般地一起在人格精神上渐趋于立体和独异。而跟他们达成对位重叠关系的，则是兀立在故事情境和叙述者心境中的那棵明明不宜轻易挪窝却还是被移植了的胡杨树。“我们”这些把自己的成长岁月留在了南疆荒芜之地的兵团二代，和胡老师一样，个个都是胡杨树的秉性和气质——比身在草丰林茂之地的树木更渴望生机和活力，因此也更早更自觉地养成了接受渴望落空和总把念想系于远方的达观自持、隐忍自强的精神品质。对这样的主旨，除了素净如水、平凡如土的原生态叙述，似乎也很难找到其他更合宜的表达方式。
——《月光下》朦胧若诗的叙述语流和情境渲染，对叙述者“我”做了更甚于“我”所讲述的对象“小姨”的高调呈现。在先锋派退却多年的短篇小说领域，诗化迹象蔓延全篇、叙述者声音浸润一切的写法，宛若空谷幽兰，奇特而寂寥。“我”的讲述言辞细腻绵密，却又处处留白。小姨从小到大的曲折成长、从位处黄泛冲击区的家乡小镇到南方超级大都市的生计奔波，并非作为惯常小说中环环相扣的故事和纤毫必现的故事细节而存在。相反，它们都只是用来展现“我”和“我”的小姨这两个人物之间深切关系的活道具。而“我”和小姨的这种关系，又是用来对应告别了靠故土家园来维系的血脉亲缘和乡邦情谊的都市漂流人群的原子化疏离感和隔膜感的。至于在“我”对小姨不成为故事的故事叙述中，刻意模糊或干脆略而不提那些暧昧之处，固然是在突出“我”身为女性叙述者所特有的那种对于女性人物遭际的保护意识和同情共感，与此同时，也是在严防读者对故事中被叙述对象的性别定势投射或过度坐实的窥视。因此，《月光下》的一片朦胧里，照样有它该有的那份清晰和精准。
（李林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注释】
①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62页。
②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11-412页。
③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77-378页。本段下引皆同。
④鲁迅：《〈总退却〉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38-639页。本段下引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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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子诚 李 静 | “内部反思”与精神史的多元图景——关于《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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